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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京刚从事的是一种只有民间称呼的“传销解救师”职业——受家属委托，代为寻找和解救误入传销组织的亲人，并以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从2010年算起，他从事该项工作的时间已逾10年。十余年里，他不是在调查的途中就是在寻人的路上，历经凶险、见证悲欢、目睹人性的复杂和贪婪。
记者丨易天豪 毛奕文 俞怡萍
编辑丨Qin
四川资阳的某个大清早，蹲守房门前时间已过一个小时，屋内终于有了动静，门开的一瞬间，樊京刚和被害者家属箭步上前。终于，在狭小的出租屋内，找到他们想见的那个女孩。
那是个只有21岁的凉山姑娘，被骗入传销窝点和家人失联已有一个多月。就像久处黑暗眼睛无法适应突然的光亮，当熟悉的家人和一大堆陌生人突然出现，她显露出的只是一副麻木的神情，正机械地用筷子往嘴里扒饭。
亮明“家属”身份，在避免了肢体冲突后，樊京刚快步走到女孩跟前，“身份证、银行卡，拿上赶快走！”
几乎是连拖带拽，女孩被带了出来，紧接着到酒店进行“反洗脑”。类似的流程，樊京刚和他的团队每周几乎都得重复一次。
樊京刚从事的是一种只有民间称呼的“传销解救师”职业——受家属委托，代为寻找和解救误入传销组织的亲人，并以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从2010年算起，他从事该项工作的时间已逾10年。十余年里，他不是在调查的途中就是在寻人的路上，历经凶险、见证悲欢、目睹人性的复杂和贪婪。
01 计谋、经验和危险
每次寻人，樊京刚一般先从家属所提供的线索入手，通过查阅受害者的聊天账号，像侦探一样寻找着蛛丝马迹；或者通过疫苗接种记录等信息确定受害人的位置。
大概位置确定后，他们一般会先到当地派出所寻求人脸识别系统帮助，但这种要求有时会被警方以“不合规”为由拒绝，这时候就需要对传销窝点进行逐个摸排，通过向警方举报逐个查处。运气好的几天就可以找到，运气不好的则需要数周。
▲3月5日樊京刚和石家庄警方合作查处的一处传销窝点（受访者供图）
有时候光靠摸排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计谋。有个云南的男孩，被骗入河北沧州的传销窝点，向家中要了5万块钱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整整8年。
通过QQ留言找到了其中一个好友，得知他有了新账号，樊京刚安排团队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和他聊天，佯装被骗。
对方的警惕性也非常高，他让女孩坐上了来北京的火车，临到沧州时通知她下车。女孩下车后依然见不到他的人，直到凌晨十二点，女孩不断以“你要是不来我就走了”施压，他才终于露面。
反传销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猫鼠游戏”。被害者家属尊称为“老师”的“传销解救师”，传销分子习惯冠之以“骗子”“网络乞丐”。为此，樊京刚经常收到传销组织的恶意举报、电话短信人身威胁以及三天两头的律师函，甚至有些传销分子佯装家属把反传销人员骗到偏僻的地方痛扁。
更多的危险发生在寻人过程中。在广州市白云区大朗村，樊京刚经历过一次“生死逃亡”。他们通过联系警方，端掉了好几个窝点，但要找的人迟迟没有找到，再继续查找时被传销分子发现。一群人拿着砖头、啤酒瓶、棍棒围了上来，樊京刚连续跑了三条街躲到一个小工厂厕所里，同事躲不及只好跑进饭店拎了两把刀自卫，结果太阳穴位置被砍了一刀。“再深一点，连命可能都没了。”
樊京刚和他的团队曾参与过河北霸州公安开展的反传销大型专项活动，蹲守寻找窝点，劝解受害者，并通过受害者的指认，将幕后老板一一抓捕归案。也正是那一次，樊京刚亲历了“1·21霸州传销者暴力袭警事件”。近百余名非法传销人员聚集建设东路，在传销组织领导的唆使下持石头、砖头等袭击警察和路人，致多名民警受伤。
02 人性的复杂与贪恋
传销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迅速遍布全中国。从1998年的《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开始算起，中国打击非法传销活动的历史已经有25年了，但传销却依旧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
做了这么多年的反传销，樊京刚认为传销难以铲除的原因有二：一是执法部门在打击传销上仍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良好合作；第二便是人的贪恋。
▲3月17日陕西咸阳被举报的一处传销窝点（受访者供图）
从事反传销职业10余年，樊京刚与反传销结缘极其偶然，因为他此前也是传销分子中的一员。
2005年在山西大学计算机系就读期间，他被朋友以“工资高”名义骗入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传销组织。经过三年努力，他从业务员做起，历任主管、主任、经理、老总，再到“出局老总”。要不是大老总跑路，他被人追债，他可能就不会对传销组织“反戈一击”。
每个传销组织都会给受害者灌输“以小博大、一夜暴富”的思想，精心编织的话术几乎像是为受害者量身定制。樊京刚加入传销组织初期，每天要背“三谈三不谈”。所谓“三谈”就是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三不谈”是不谈公司、不谈产品、不谈制度。通过别人和自我反复洗脑。
传销组织骗取受害者信任的途径也五花八门，有通过亲友联系，有通过网恋诈取，甚至冒充官方来诈骗。一个江西小伙被女网友骗去传销组织，七天共被骗走38万。当樊京刚他们和警方一起出现在面前，他竟然全身抖得像筛糠，以为警察和传销分子“蛇鼠一窝”，不敢确信获救。
不仅如此，一般在解救人员后警方只能对传销窝点人员进行驱散，而这耗费了大量警力同时却无法彻底铲除，而传销分子竟引以为豪，将警方没有扣押他们向新人宣传为“国家侧面扶持”。
对于樊京刚来说，做传销解救工作最难的正是“反洗脑”这部分。在河北沧州，当失联8年的“被解救者”看到家人的那一刻，脸上并不是重逢的喜悦，而是麻木不仁的僵硬。他依旧相信传销可以赚钱，赚到几百上千万，也许就在今年。
不仅如此，很多人看似被解救了出来，可没多久又重新回到了传销组织中。有个刚被解救出来的女孩，在机场趁母亲上厕所的间隙，逃回到了传销窝点——而这并不是个案。
传销像是拿住了人们的贪欲心理，而像樊京刚这类职业反传销人士要做的，便是将人从贪欲泥潭中解救出来：他们拯救的不仅是被传销组织困住的人身自由，更是被传销迷惑的内心。
03 有益的补充和未尽的事业
在樊京刚看来，只要具备三个特点便可以断定是传销：首当其冲是入门费，第二便是需要拉人头，最后是计酬方式（看是否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
▲2021年大连瓦房店北派传销组织的自我介绍模板（受访者供图）
当樊京刚还是业务员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穿金戴银、开奔驰宝马的经理们进出组织，卖力给大家传授经验。但等樊京刚真正爬到了经理位置，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传销组织营造出的假象：金银是共用的，奔驰宝马是租的。为的就是骗住那些刚入伙的业务员。
从传销组织出来后，2010年樊京刚偶然进入到一个反传销的QQ群，在简单回复了几个有关传销的问题后，向他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樊京刚没想到这三年的经历能给他人带来帮助，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成就感。为此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投身到了反传销事业之中，并在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如今，团队已发展成有11人的规模，人员都有被骗入传销的经历，其中还不乏被樊京刚所解救出来的受害者。有的是因为意识到传销危害想要去解救他人，有些是被家长特地送来跟着“历练”。
做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得不断学习。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新型传销得以出现。新型传销手段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证手机，不集体上大课，而是以“金融互助”、“资本运作”、“互联网直销”、“互联网加盟”、“国家政策”、“政府项目”等名义和说辞拉人头发展下线。由于交易都是在网络平台上，手段隐蔽，犯罪速度进一步加快，取证更加困难。
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新型旧型，传销的本质仍然是通过拉人头获利的“庞氏骗局”。它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骗取大量社会资源，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等，最关键的是传销违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犯罪衍生性。
传销的组织者之所以如此嚣张，一方面是打击传销是联合执法，主管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但工商部门无法使用强制手段。能进行强制执行的是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很难对传销进行专业鉴别。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工商抓不到人，公安抓到了却无法对其定性，最后也只能放人。
此外也是因为“证据收集难”。刑法第224条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罪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司法解释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也就是说，需要30人一起指认才能对组织者定罪，但大多数人通过传销组织的成功洗脑后，指认非常困难。换句话来说，传销本身的违法成本并不高，当利润高于其犯罪的风险，人们心中的贪念便会支撑他们游走犯罪的边缘。
就当下而言，要从根上杜绝传销似乎不太可能，而这就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投身其中。全国像樊京刚这样的民间组织目前大概还有十几家，彼此经常互通有无，必要时给予援手，作为国家反传销工作的重要补充和一项未尽的事业。
